于霏霏的作品中有很多有趣的、富有张力的图像与文字的并置。那些古希腊人像与身体图像和文字碎片组合在一起,像是转译出新的视觉语言,或是提出问题,或是形成宣言,大多是对于个人身份的探索,对于ego的质问。自我意识很强的人,应该会很容易对霏霏的作品产生某种兴趣或连结。

于霏霏前几年的作品充满了“荷尔蒙”,这种荷尔蒙不完全与情欲有关,更多出于对人性欲望的好奇,想要探寻剖析,为自己解开一个谜底。她的最新展览作品又把目光移向了自己的家庭,特别是自己的姥爷,用她的话讲,一个“清教徒”,试图用一个人的私人史映照出社会的变迁。我们问她为什么不再探索male gaze的话题,她说,“我可能已经有点老了,那页翻篇儿了。”

因为突如其来的疫情,春节前在上海开幕的个展再次开放日期被无限期延后,她终于有时间认真玩起了自媒体,开始录vlog找室友。作为一个上升摩羯的双子座,于霏霏一边称自己是“24小时都在琢磨着如何出人头地“,一边给我发来了她的tinder账户截屏当做肖像照片。她说Tinder带她认识了广阔的北京青年生态,这倒是有点人类学爱好者的派头了。来,不如直接看两个于霏霏同时回答问题的象外小问答。特别感谢飞到上海与于霏霏对谈的天艺。

象外:你觉得从你创作开始到当下,有没有一直延续的对于某种subject matter的兴趣?

象外:我看你的artist statement里写“试图用视觉语言对哲学上个人欲望的抑制及放纵进行阐述”,为什么对这么拧巴的感觉感兴趣?

象外:我看你在录vlog,开公众号,也在教育机构当过老师,我假设这些都是需要和很多人打交道的工作。你觉得你是一个很合群的人吗?

霏霏:成为艺术家其实是本科之后才下定决心要做的。为什么要当艺术家,这个问题可以这样回答你。前两天我和我妈争论,她抨击我说,你们学艺术的人都放浪形骸。我回答她的是,其实这个逻辑是错的,应该是只有放浪形骸的人才会选择去做艺术,哈哈。

霏霏:广州一直都是比较包容,比较务实,愿意接纳更多的可能性,包括大量的亚文化,非常小众的,街头的。我觉得我对于创作媒介很开放这件事儿可能受那边儿的影响。

霏霏:我觉得北京的人是最有趣儿的,这也是能带给年轻人最有价值的资源。所以尽管北京其他都还挺糟糕的,但惟独人,非常有趣儿。

霏霏:看剧舔屏之外(哈哈哈),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有职人精神的艺人。其实我对于艺术家的社会身份的理解一直是一个“艺人”而不是“艺术家”。就artist翻译成中文不应该有“家”字儿,应该就是艺人。

霏霏:真的忘了。(过了两秒)好像是就是想取悦一个不想被这么取悦的生物吧。哈哈哈哈我现在看这件东西还是觉得很秀。

象外:谈谈你最新的展览。这次你的展览那个小屋,给我的感觉很像好奇柜,有点像把你的姥爷当做好奇柜摆在那。

霏霏:对,我去年夏天到这个空间看了一下,就想到可以做和姥爷相关的主题。这次展览中的那套波提切利维纳斯的独幅版画是我从皇家艺术学院离开时候做的,这回把那个线索捡起来重新做了。

霏霏:我从皇家艺术学院毕业时曾经为V&A博物馆做过一件订制的作品。当时给我们的主题是“回忆”,恰逢我正在研究挪用在现代艺术里的形式,所以我用外公的这一件临摹做了33张独幅印刷的丝网版画,以此探索一位男性肖像形式的可能性,以及试着去延伸肖像本身能囊括的信息维度和叙事能力。

象外:从你这次的展览可以看到,你姥爷非常喜欢古典绘画、经典文学,你自己的审美取向会是偏古典的吗?

霏霏:因为我考的是造型学院,加上学画之初就要接触等大的维纳斯、大奴隶什么的,的确从小就暴露在这种环境里。

霏霏:因为我跟我母亲生活,她受自己娘家人影响非常大,我母亲年轻时很文艺,特别爱听古典音乐,所以肯定对我有影响。

霏霏:我觉得肯定有关系,2016年的时候我之所以回国,其实就是想要摆脱作为创作者这种没有立场的窘境。我觉得英国土壤滋养的艺术在形式上或多或少往往带着布尔乔亚的味道,所以我在2014-2016年这两年,在实践的形式上拾取了大量的这种气息。但我觉得这种气息不见得是有必要的,甚至对我的创作有损耗。

象外:之前你引用过很多希腊雕塑,你会刻意想去剥离掉它的历史语境,就只是单纯地进行图像性的挪用吗?

霏霏:剥离是妄想,但为什么用希腊雕塑很有可能是因为雕塑史上面符合理想化的人的想象。我应该会在今年开始用一些真的人。我过去做过一本书(《情人的眼》),那本书把希腊雕塑和人并置在一块儿,过去的工作也是在不断地通过实践让物跟人的边界模糊。

象外:你选的这些雕像,他们的身份你会特意筛选吗?比如会刻意避免它是神像或者特意选什么身份的人吗?

霏霏:往往会选择那些刚刚成年的、俗世的小男孩,而且选择的时候会专门用那些遗失了头手的,就是为了把身份去掉。

象外:你会用不同的媒介、不同的图像学的方式去呈现肖像这个概念,你觉得肖像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霏霏:我对人很好奇,导致我用各种各样的途径去获取故事。我觉得我们都是看肖像、读图长大的一代,我对肖像概念本身也特别地热衷,怎么样不范式地呈现一个人是我一直想要做的事。

象外:你到现在为止的作品都相对来说体量比较小、而且大量使用纸媒。我记得你曾经说你姥爷是个“恋物癖”,你是不是也有点呢?这种兴趣是在开始做版画之后才逐渐有的,还是你生来就是这样的人?小时候就对这种感兴趣?

霏霏:我觉得就是成长经历的影响。我们家有很多家里人的藏书,上面总是有大量的图像的,小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肯定对这些东西有好感,也往往会对字体、排版之类的东西都比较敏感。

象外:你这个路径跟徐冰老师特别像,他妈妈是北大图书馆系的,他从小在图书馆里长大,后来他去的也是央美版画系,他对文字、印刷特别敏感。

象外:我觉得叫清教徒会更偏personal,如果是一个观察者的话,更能去着重在他跟时代、你跟他这种更外在的关系,确实可能会意味上稍微有些不同。

象外:你会觉得你现在比起学生时代的作品来讲,会更多的加入一些个人的叙事或者个人的诠释在里面吗?

霏霏:我觉得反而没有那么个人了。这个变化的趋势可能跟年龄有关,我也观察过很多我自己的学生,我觉得年纪越小的孩子会越内投,但随着年纪增长了之后,就自然会慢慢认识到自己没那么重。

霏霏:因为我们家是工薪阶层,一方面是没有人供养我做艺术,我选择做艺术的话,就必须要自己供养自己做。另外一方面,在这样的机构里工作,的确能够让我迅速了解整个视觉行业的分工。

象外:在这个阶段会有不甘心吗?会不会觉得耽误艺术,或者因为自己的状况需要停一段时间去做这些接地气的工作。

霏霏:我觉得教育本身是收获感很大的事,我不会觉得它低级,但是的确会出现我必须得接纳我赚钱就会没有时间的事实。就算我的工作时间非常灵活,但是我的创作状态仍然不对。但那两年的存在有点像凑巧,我刚才说了必须得自立才能作为一个创作者存在。刚回国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给别人服务过,从来没有挤过地铁、没有在上下班高峰的时候上下过班,我当时是从象牙塔尖刚落下来的人,特别不接地气儿。我所有对世界和社会现实的认知都构建在这四年里,现在也仍然在完善中。所以我觉得这四年挺重要的。

霏霏:我自己作为一个独立教育者会接一些学生,每年的学生非常有限,就两三个。剩下的时间作为创作者工作,但仍然是一个特别不舒服的状态。

最后,《一个临摹者的房间》展览会延期到疫情结束之后继续开放,欢迎大家关注。也欢迎大家去关注于霏霏的公众号霏霏的艺术蛋白碗,祝愿霏霏早日找到室友(点击这个链接进入于霏霏的vlog,顺便看看艺术家的家+工作室都长什么样:这个北京的艺术家真的在用生命找室友)。

王天艺,北京大学文学与历史学双学士,伦敦大学考陶德艺术研究院艺术史硕士。现居日本京都,从事艺术评论与翻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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